要点
- 中国税务部门将从10月22日起对离岸信托产生的股息和利息收入征收20%的税。
- 此次税务审查力度空前，不仅追溯既往年度，部分境外投资记录甚至被追溯到2000年前后。
- 新规引发富豪震动，部分人被迫考虑出售股票、抵押资产或将资产转移至未加入CRS的美国。
- 追税举措与“共同富裕”政策呼应，旨在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但也可能影响民营企业投资意愿。
原文
金融时报报道，邓小平时代曾把个人致富视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之一，这种理念也成为中国向外部世界和市场经济力量开放的象征。此后几十年，中国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私人财富迅速积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过1000名亿万富豪和约500万名百万富翁。但围绕财富、税收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政策方向正在发生变化。
从10月22日起，中国税务部门将开始对离岸信托产生的股息和利息收入征收20%的税。新规直接影响把大量资产配置在境外的中国高净值人群，也让香港、新加坡、东京乃至纽约的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律师和财富管理机构重新评估中国客户的资产安排。
巴克莱分析师认为，这可能只是新一轮税务审查的开始。未来审查范围可能继续扩大，包括出口企业留存在海外的收入、境外投资收益、海外就业收入，长期来看甚至可能涉及遗产税或继承税。
真正引发中国富裕阶层震动的，不只是20%的税率，而是追税范围、历史跨度以及中国税务部门已经掌握的信息。
今年7月24日，中国方面宣布，将对离岸信托产生的收入征税。相关规则不仅涉及未来收益，还可能追溯既往年度，而且覆盖信托从设立、底层资产升值到收入实现并最终向受益人分配等多个环节。
当信托资产发生继承，或者中国个人不再属于中国大陆税务居民，例如取得外国国籍时，还可能面临一次性的20%税款。
按照公布的安排，新规则涉及2023年至2025年的境外资产收益，并给予个人及顾问90天时间处理历史税务问题，截止日期为10月22日。此后相关税款将按年度征收。
但《金融时报》此后从官员、银行人士和财富管理顾问处了解到，实际审查范围可能远远超过2023年至2025年。
中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被要求检查部分富裕客户的境外投资，确认有关收入是否已经向税务部门申报。一些境外资本收益和投资记录甚至被追溯到2000年前后。
这种审查力度让不少企业家和财富管理人士感到意外。
一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中国科技投资者表示，他和身边一些高净值人士没有想到，新的税务安排会如此精准地覆盖主要离岸资产以及过去多年的收入。
他认为，中国方面显然已经建立了相关信息系统，能够掌握个人在海外的投资情况，甚至可以穿透此前被认为具有较强隔离作用的信托结构。
这名投资者因此判断，有关部门很可能已经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
中国财富正在经历代际交接，也让这轮税务变化更加敏感。
改革开放早期创业并积累财富的一代企业家正在进入退休年龄。财富如何传给下一代，家族企业由谁接班，离岸资产如何重新安排，以及最终应当在哪里缴税，开始成为中国富裕家庭无法回避的问题。
香港丰裕信托服务高级合伙人余亮恒，长期为与中国有关的家庭提供跨境财富架构和继承安排咨询。他认为，北京加强境外财富税务管理的大方向并不令人意外，但信托规则出台的速度还是超出了预期。
新规公布后，他收到了大量客户咨询，整个周末都在处理相关问题。
在他看来，对许多家庭来说，现在已经不能只考虑未来的财富传承，而是必须同时处理过去的交易记录、目前需要准备的现金，以及下一代继承资产的长期安排。
一些企业家还开始直接感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压力。
据熟悉情况的人士透露，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在新规则实施后，曾因税款问题被当地发展改革部门及其他政府机构联系。
不同地区具体执行力度似乎仍存在差别，但随着10月22日临近，越来越多财富顾问正在帮助客户重新整理多年以前的离岸资产资料。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不少信托设立时间已经很长，历史文件并不完整。有些资料缺失，有些分散在不同银行、律师事务所和信托机构。过去建立这些档案时，也没有人预料到多年以后需要按照中国税务部门现在提出的问题重新整理。
余认为，这项工作有时更接近对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梳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规划。在决定下一步如何处理之前，首先必须把过去散落在不同机构的资料重新拼接起来。
这轮变化首先冲击的是香港和新加坡。
波士顿咨询集团数据显示，去年登记在香港的跨境财富达到2.9万亿美元，香港已经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中心之一。
新加坡过去几年则吸引了大量中国富裕家庭。很多人在当地设立家族办公室，购买豪宅和高档汽车，并利用当地相对较低的税负管理全球资产。
新加坡的律师和财富管理顾问称，新规公布后，不少中国客户最初难以相信此前的离岸安排仍可能受到中国税务体系影响。
新加坡律师事务所Wong Partnership私人财富业务负责人沈木英表示，不少客户原本认为，搬到新加坡以后设立信托，就可以避免继续在中国缴纳相关税款。
现在这种认识正在被打破。
其中最受关注的案例之一，是海底捞联合创始人张勇和舒萍夫妇。两人已经取得新加坡国籍，并在当地建立家族办公室，近年来还花费数千万美元购买房地产。《福布斯》估计，两人的财富总额超过70亿美元。
今年9月，舒萍突然出售价值超过3.5亿美元的海底捞股票，导致公司股价一度下跌12%。公司没有公布出售股票的原因，但一些股票分析师猜测，这可能与筹集资金缴纳税款有关。
市场由此开始担心，如果更多在新加坡生活的中国富裕人士需要筹集现金支付中国税款，会不会被迫出售股票或者房地产。
新加坡目前约有55名亿万富豪，其中包括多名出生于中国、并且仍与中国商业体系保持密切联系的企业家。
例如迈瑞医疗联合创始人李西廷，《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约为106亿美元；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身家约39亿美元；华住集团执行董事长季琦的财富约34亿美元。
但财富管理机构认为，大规模出售核心资产未必会成为主流选择。
Wrise行政总裁Kevin Teng表示，多数客户更愿意利用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融资，然后用贷款解决税款问题。这样可以迅速获得现金，又不必立刻改变长期资产配置。
他认为，这种融资方式很可能比直接出售重要资产更加普遍，而新加坡房地产通常会成为最后才考虑出售的资产之一。
直接出售上市公司股份还存在另一个风险。
渣打银行全球财富规划和家族咨询主管Mike Tan表示，确实已经出现一些公司高管出售股份筹集资金的情况，但大量抛售可能压低公司股价，进一步降低自己手中剩余股份的价值。
他还提到一个极端案例。一名客户设立信托以后，公司股票价格大幅下跌，但税务计算所依据的历史价值较高，结果20%的税款甚至可能超过目前所持股票的市场价值。
这名客户曾试图向税务人员说明情况，但得到的信息是，新税收规则仍然适用，因此只能进一步寻求专业意见并决定如何处理。
这轮震动也已经传到日本。
日本虽然并不是最大的中国离岸财富中心，但过去多年一直吸引中国富裕人士移居。部分人在东京、大阪以及北海道二世古等地区大量购买高端房地产，也有人收购清酒酿造等小型非上市企业。
此前，中国人可以相对容易地在日本设立企业，再通过企业获得居留签证，让本人和家人长期居住。一些人还通过地下钱庄等渠道绕过资本管制，把大笔资金转移到日本。
现在，他们讨论的话题已经从买房、学校和家人如何移居，变成了税务问题。
一名在东京经营科技投资公司的中国女企业家表示，大约一年前，她和中国朋友吃饭时讨论的主要还是哪里有值得购买的房产、还能把多少家人接到日本、哪些学校更好。现在，税务已经成为朋友聚会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话题。
这些人最关心的是，中国的税务审查最终会有多大影响，继续留在日本是否仍然划算。她认为，目前虽然已经有一些答案，但未解决的问题仍然更多。
部分富裕家庭因此开始寻找新的资产存放地点。
一些新加坡顾问称，客户正在研究把资产转往台湾或美国。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并未正式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动的共同申报准则（CRS）。
CRS要求参加的司法管辖区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对于希望降低账户信息被自动提供给中国税务机关可能性的客户而言，美国因此具有特殊吸引力。
知情银行人士称，摩根士丹利纽约私人财富业务最近来自香港和新加坡中国客户的咨询、开户和资产转移明显增加。
这些客户看中的不仅是美国拥有更大的投资市场和较低费用，也包括美国针对非居民外国人的税收安排，以及他们认为资产受到中国政府直接审查的程度更低。
多名银行人士认为，这种资金流动并不限于摩根士丹利，而是美国大型金融机构都在观察到的趋势。
对很多客户来说，最困难的仍然是如何把资金从中国大陆转出去。
但资金一旦已经位于香港或新加坡，再转到美国通常并不复杂。现金往往当天或一个工作日就能进入美国账户，符合条件的股票、债券和基金甚至可以直接转移，不必先出售。
对于不属于美国税务居民的外国投资者，美国通常不会对多数投资资本利得征税。
部分银行人士称，一些通过纽约平台投资的中国客户，也没有向中国申报美国投资收益。
如果投资者既没有在美国缴纳资本利得税，也没有在中国申报相关收益，再加上美国没有加入CRS，美国金融体系自然会对一部分中国高净值客户产生很强吸引力。
美国制度本身的分散性也被部分客户视为一层保护。
在这些客户看来，华盛顿与北京之间达成的政治协议，或者美国行政部门针对某些国家和群体提出的政策，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银行、监管机构和法院立即采取行动。因此，把资产放在美国大型私人金融机构中，可能降低财富受到突然行政干预的风险。
更激进的方案，是改变国籍。
一些财富顾问正在研究通过取得其他国家护照，并放弃中国国籍的方式重新设计资产和税务身份。
但这种方案的作用同样有限。
首先，这只能影响已经转移到境外的资产。其次，对于仍然经营中国企业、受到监管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高管而言，放弃中国身份可能根本不可行。
一名服务中国企业创始人的财富管理人士表示，A股上市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实际上没有自由选择海外身份的空间。
多名IPO银行人士也表示，希望公司在中国大陆上市的企业家，个人税务清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上市审核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国加强出境管理、扩大限制出境措施的使用，也让通过移民彻底摆脱中国税务体系变得更加困难。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研究中国治理问题的裴敏欣认为，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对海外中国人的管辖能力。在这种政策思维下，一个人即使把财富和生活转移到海外，也未必能够轻易摆脱与中国之间的税务和监管联系。
对于北京来说，这轮离岸财富追税不仅涉及财政收入，也与习近平近年来强调的“共同富裕”方向相呼应。
中国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获得的收入已经停滞甚至下降，中央财政近年来需要向地方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教育、医疗以及公务员工资等基本支出。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学者史宗瀚认为，如果按照目前趋势发展，财政结构越来越难以长期维持，政府必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李其认为，中国私人财富国际化的速度过去远远快于税制国际化的速度，现在中国的税务体系正在追赶这种财富全球化。
但税收之外，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如何重新定义国家与企业家、私人财富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长期强调通过收入分配和税收促进“共同富裕”，把更加平均的财富分配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林和立认为，这种政策方向表明，中国对财富的态度正在进一步远离改革开放早期强调个人致富的思路，习近平对极端财富积累持明显更加警惕的态度。
在过去十多年中，中国先后加强了对大型科技企业、房地产开发商和高收入群体的监管。如今，监管正在进一步深入此前相对隐蔽的海外财富体系。
面对越来越明确的政策方向，一些中国高净值人士最终选择接受现实。
一名中国科技集团高管表示，他曾考虑立即关闭自己的离岸信托，但关闭信托本身就会触发20%的税款。由于家人仍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短期内移民也不现实。
财富顾问建议他研究外国国籍，或者考虑在欧洲建立基金会等其他结构。这名高管仍在考虑未来如何安排，但现阶段决定先按照要求缴税。
不过，北京同样需要面对另一面风险。
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就业压力，而私人企业承担了中国大量就业。如果税务和监管压力让企业家认为经营企业的成本和风险已经过高，政策本身也可能影响民营部门投资意愿。
一名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中国富裕投资者表示，经营企业本身已经需要承担大量风险，如果额外压力不断增加，企业家可能最终认为负担已经过重。
在他看来，中国财富政策仍然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目前政策正在朝加强征税和监管的方向发展，但未来仍存在再次调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