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经济学人。

在中国领导人举行夏季会议的海滨度假地北戴河附近，坐落着一座名为阿那亚的封闭式社区，被称为“中产阶级乌托邦”。

游客可以冲浪风筝、冥想，也可以漫步在精心维护的街道上，不少人在这里拥有第二套住房。

去年到访游客超过460万人，2024年为340万人。他们在极简风格的食堂前排队，参加戏剧、音乐和电影节，也会去欣赏粗野主义风格的图书馆。

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并没有像许多人曾经期待的那样带来民主，却催生出一个面向富裕而又工作繁忙人群的休闲产业。

这些人希望寻找个人生活的满足感。今年在这里购买度假住宅的北京教师高沛（音译）说：“阿那亚如此受欢迎，是因为这里呈现出了人本来应该过的生活方式。”

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在19世纪末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指的是那些通过展示自己几乎不需要工作来彰显身份的人。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有闲阶级规模仍然很小，但重视休闲生活的人群要大得多。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中国城市家庭中超过一半已经达到中上收入阶层或更高水平，约有2亿户家庭年收入至少达到16.5万元人民币，约合2.3万美元。

谈到中国的工作文化，人们往往关注两个极端。一边是“996”，也就是每周工作6天，每天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另一边是“躺平”，彻底退出竞争。

但大多数中国中产阶级处在两者之间。他们希望少工作一点，也希望从闲暇时间里获得更多东西。

在整体低迷的零售市场中，文化、体育和其他休闲领域的消费却是亮点。一些徒步向导过去接待的几乎全是外国游客，如今越来越多第一次走进山野的中国消费者，也穿着刚买的新装备成为他们的客户。

中国共产党似乎乐于看到人们享受休闲，因为休闲既能刺激消费，也能让人恢复精力后继续工作。前提是，人们不能因为失望而彻底退出，也不能因为不满而起来反抗。在

阿那亚一家书店里，一位游客正在拍摄一块冰箱贴，上面写着：“休息是合法的。”

中国人长期以来确实需要这样的提醒。重视工作的观念根深蒂固。“玩物丧志”这句成语本身就在警告人们，沉迷玩乐会消磨志向。

这种态度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生变化。当时，邓小平推动了激进的市场化经济改革。1995年，中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不过执行并不严格。1999年，中国又推出了三个为期一周的长假，也就是“黄金周”。

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工作时间逐渐缩短。政府智库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休闲已经成为“生活的标准配置”。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琪延几十年来一直研究中国人的时间分配方式。他认为，2017年至2018年前后，中国人才开始“像真正的人一样生活”，也是幸福感最高的一段时期。他们睡眠充足，有更多时间娱乐，同时还能赚到不错的收入。

最近经济增速放缓，又压缩了城市居民的休闲时间。根据这家智库的调查，城市居民工作日每天的休闲时间，从2024年的5.91小时下降到2025年的3.66小时。

不过，从长期趋势来看，休闲时间总体仍在增加。担任政府顾问的王琪延主张实行每周四天工作制。

24岁的沈慧珊（音译）从事电子商务工作。她说，她这一代人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最近，她请了三天无薪假，到中国西南部以茶叶和咖啡闻名的普洱旅行。

在当地一家咖啡烘焙店里，她和另外50名全神贯注的游客一起，听咖啡师讲解咖啡豆从采摘到制成一杯咖啡的全过程。她的父母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愿意为了旅行主动放弃工资。

许多中国人抱怨，现在付出的努力已经得不到相应回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项飙说，真正彻底跳出去的年轻人仍然很少，但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国传统的工作文化。

许多人渴望放慢脚步，但疲软的经济环境以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威胁，又迫使他们加快速度。

项飙认为，休闲能够“缓和”这种日益加剧的矛盾。心情不佳的劳动者于是转向健身房、微短剧和电子游戏。

在阿那亚设有分店的连锁书店单向空间负责人常琛（音译）注意到，书店陈列的重点已经从管理学转向自我反思和时间分配。

他说：“过去，人们只想知道怎样才能成功。现在更多是在想，怎样培养自我意识，怎样放松，怎样休息。”

为了迎合这种需求，书店还举办书店过夜活动和微醺阅读夜。

中国共产党知道，休闲有助于促进消费，也能让劳动者保持较好的状态，因此正在推动休假，并试图限制加班。

今年8月，河南省政府发布的一份通知在网络上迅速传播。通知要求管理者简化休假审批程序，并带头把自己的年假全部休完。其他省份也开始批评一种“不健康的工作文化”，在这种环境里，很多人甚至不敢请假。

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担心劳动者过于放松。互联网监管部门已经审查包括“躺平”在内的“过度悲观情绪”。中国国家安全部今年还把“躺平”归咎于外国势力的“洗脑”。

对于很多开始拥抱休闲生活的人来说，政治似乎非常遥远。

在阿那亚艺术中心观看展览时，来自上海的工程师季杰森（音）说：“共产党大多数事情都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让他们去处理。”

他说，这样人们就能把更多时间用来追求个人兴趣，比如参加德国健身赛事 HYROX，或者全家到建筑师设计的酒店里进行“宅度假”。

如今，普洱也成为爱好者热衷前往的目的地。

27岁的当地人王燕（音）曾经在太阳能行业工作，因为职业倦怠而离职。她说，游客来到生活节奏缓慢的普洱，是为了重新调整状态，然后再回去工作。她后来在当地开办了众多手工艺工作坊中的一家。

很多成年人从小经历高度紧张的教育体系，童年时期缺少玩耍的机会，现在终于可以尽情放松。王燕说：“说到底，就是在补偿小时候的自己。”

顾客们在这里用锤子把花朵图案敲印在包上，也自己扎染衣服。与此同时，一位野外采集向导正在教城市游客辨认外形像喇叭和扫帚的蘑菇。

26岁的王可怡（音）一边查看林地，一边说：“我感觉自己还活着。”

在阿那亚一家咖啡馆里，42岁的张琳（音）认为，自己如今能够过上悠闲生活，靠的是拼命工作，也有运气成分。

20年前，游戏行业刚刚开始起飞时，她和丈夫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当时，为了攒钱买房、买车，并取得北京市户籍资格，工作占据了生活的一切。

他们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如今，两人已经不再那么看重工作。这个夏天，他们带着7岁的孩子开车在中国西北部山区旅行了6个星期，最后来到阿那亚结束整个夏季行程。

张琳说，他们不买手袋，也不买珠宝，大部分钱都花在教育和“出去玩”上。

她认为，下一代人想过上这样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她注意到，自己的年轻员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来自北京的员工“非常自由”，因为家境富裕，家人可以支持他们去很远的地方度假。

外地来北京工作的员工则和父母那一代一样，工作是为了存钱，而不是为了玩。

不过，真正代表未来的，反而是那些生活更加放松的北京年轻人。

中国人重新审视休闲，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那份不成文契约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

研究机构龙洲经讯的亚瑟·克鲁伯说：“社会契约已经不能再是‘你想赚多少钱就能赚多少钱’。”

现在，这份契约已经变成：“你会拥有还不错的生活，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同时允许人们自由追求个人生活，只要这些活动不涉及政治。